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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預測,只可臆想:那些世紀狂飆的巨構計劃

建筑電訊小組關于未來城市的構想

圖源:pinterest

Eddie Higgins Trio-Jalousie 來自利維坦 00:00 05:11

利維坦按:我們的先祖早早地分成了兩個派系:一族鐘情于堅固的墻壁,是不愿意出門覓食的惰者,最后選擇了在山崖的洞穴里蟄居,抱團取暖;而另一族則向往無盡天地,渴望大有作為,靠著強而有力的尾巴在林間閃轉騰挪,是靈動不息的浪人。

然而很不幸,作為習慣定居的人類,我們恐怕是那些懶惰者的后代。

文/G

盡管能夠被歸類為群居動物的物種并不在少數,但人類在居住習性上依舊與其他動物有著很大的不同。野牛喜歡成群結隊橫穿草原,海豚習慣相伴相隨片刻不停留,就連我們的靈長類“表親”也喜歡在樹與樹之間不停變換棲息處,哪有吃的哪就是家。

我們卻往往會錨定一個具體的、容器性質的固定住所。雖然蜜蜂也會這么做,螞蟻也會這么做,但在哺乳動物里面,只有人類和少數嚙齒類動物才會這么做。

由此我們開始像培養皿里的細菌一樣形成“菌落”,聚居地伴隨著我們共同進化,建筑的形態從洞穴逐漸演變成茅草屋、瓦房,直至鋼筋水泥造就的大樓。

而未來的建筑又會是怎樣的?我們無法預測,只能想象。

烏托邦色彩的建筑空想

毫無疑問,工業革命將整個世界帶入發展的高速道,高效率運作的工業社會讓未來仿佛有無限可能。許多曾經看似癡人說夢般的想法,在彼時擁有了實現的契機。

與此同時,受到社會發展所鼓舞的設計師們以自己的方式對技術進行頂禮朝拜,一時間涌現出很多具有烏托邦色彩的未來建筑構想。

牛頓紀念館

設計者伊托尼-路易·布雷(Etienne-Louis Boullée)

圖源:wiki

上圖這一偉岸建筑的素描來自18世紀的巴黎建筑理論家伊托尼-路易·布雷。此人知名度算不上高,也少有作品傳世,但為紀念牛頓逝世150周年而進行設計的牛頓紀念堂——盡管自誕生之日起就從未脫離過紙面——卻是對啟蒙運動時代一個詩意的致敬。

建筑的主體結構是一個直徑150米的大球體,嵌在三層蛋糕狀的基座中。構想中,牛頓的石棺被放置在球體底部的中心,是室內空間唯一的可參照尺度。

白天的時候,光線從球體外側無數個按照星座排列的孔洞照進室內,以營造混沌的空間感。而到了晚上,球體中心的超大燈具將四射光芒,室內每一個角落都將雨露均沾。

夜間照明的牛頓紀念館

圖源:arc1

作為第一批在工業革命中展開浪漫構想的建筑師,布雷無感于典雅的洛可可畫風,其建筑理念一反傳統,集浪漫主義的感性、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和古代建筑的莊偉于一體,在當時是典型的“離經叛道”,但同時也缺乏實踐價值。

當然,我們不能以“缺乏實踐價值”來批判任何一個前瞻性的構想,就像我們不能指望史書可以還原某個時代碎片的全貌。

對于未來的所有探討,永遠都會有彼時現實的鏡像在里面。時間無法在某個細微尺度上進行分割,但是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之間,往往難以避免呈現出斷代的面貌。

這種特征,在一戰時期的意大利未來主義運動代表人物安東尼奧·桑特艾里亞(Antonio Sant’Elia)的建筑設計中同樣非常明顯。下圖便是此人在1914年展出的系列建筑圖作品之一,名為“新城市”(CittàNuova)。

名人堂-蒙扎公墓

圖源:artcontrarian

雖然同樣未能落地,但安東尼奧的設計中包含大量摩天大樓、空中過道、露臺等層疊結構。盡管只是基于對技術的純粹興奮,但我們很容易在現代建筑中找到他所繪畫的影子,甚至連電影《銀翼殺手》也曾借鑒過他的未來主義愿景。

圖源:amanecemetropolis

可惜的是在1916年,年僅28歲的安東尼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再也沒有機會實踐或者見證他的憧憬照進現實。

作為“語言”的建筑

豐子愷在《藝術教育》中曾經將建筑和音樂放在一起做過類比。他認為“音樂能廣播,建筑形最大,皆能統制群眾之感情,使之一致興奮,或一致沉靜”,正因如此,“軍隊必需音樂,國家必有廟堂,故禮樂為治國之大本。”

這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荒亂時期的一些建筑往往會極度強調美學形態。最近且最具象的例子是蘇聯時期的建筑,比如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建設的七座摩天大樓,稱得上改變了莫斯科的天際線。

前蘇聯時期的著名建筑往往辨識度很強,首先特征是“高”,然后就是“尖”,高聳的建筑一時間成為蘇聯時期這片土地上最靜默且有力的語言。

定義戰后天際線的莫斯科“七姐妹”建造于斯大林執政的最后十年間,結合了巴洛克式和哥特式的建筑風格與美國1930年代摩天樓的建筑技術

圖源:inyourpocket

60年代后期,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這些建筑反映了戰后的蘇聯人民努力尋找新身份的過程,他們極力希望借由建筑來具化地位。

但即便是1924年春天就開始計劃建設的蘇維埃宮——那個以“世界最大、最高宮殿”為目標、頂端聳立列寧雕像的建筑,直到蘇聯解體也從未投入建設,有如一場雄偉的幻覺。原因很簡單:沒錢。

構想中的蘇維埃宮剖面圖

圖源:pinterest

最后敲定的方案中,蘇維埃宮總體積達到了7.5萬立方米。而就高而言,它不僅要超過克里姆林宮,而且要超過彼時世界上現有最高的建筑:構想中的蘇維埃宮高達415米,比埃及胡夫金字塔高278米,比德國科隆教堂高255米,比羅馬圣彼得教堂高272米,比巴黎埃菲爾鐵塔高95米,比紐約帝國大廈高8米。

蘇維埃宮的地基在1931年就開始挖掘,并在同期開始向世界征集設計方案。而僅僅在那一年時間里,建造委員會就收到了來自全球包括柯布西耶在內100多名設計師的設計稿。

法國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在為蘇維埃宮制作模型

圖源:公眾領域

最后入選的稿件原本是一個復合型的建筑群,但在6年時間里經歷了反復修改,占地面積越變越小,高度越來越高,直到1937年才正式定稿,成為現在圖紙上的樣子。

基于人本需求的嘗試

“我們塑造我們的建筑,而后我們的建筑又重塑我們。”1943年面對被炸毀的下議院廳時,溫斯頓·丘吉爾曾發出這樣的深思。

究其根本,還是要歸因為人類本質上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生物,這種與生俱來的行為習慣使我們在社區中能夠獲取安全與樂趣,我們對生存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也將因此縮減。

但是在戰后初期,我們對未來的期待充斥著急功近利的焦躁,且慢慢呈現出混亂的局面。不僅如此,對于未來的態度或多或少也從狂熱的期待轉變為失望,乃至愿景幻滅。日常的建筑并未伴隨著社會發生巨變,但建筑界對于未來的態度已和過去宣告決裂。

1962年,建筑公司Tibbals-Crumley-Musson所構想的1992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建筑與交通設施都通過一個小型動力裝置漂浮在空中,行人在地面上可以享受充足的空間

圖源:公眾領域

美國建筑師弗蘭克·勞埃德·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想法在戰后激進的建筑行業顯得額外不合群,他認為工業化對生活更多是消解,主張取消那些大城市,其作品采用一種分散的城市布局,以農業為基礎。

萊特所構想的廣畝城市(Broadacre City)草圖

圖源:公眾領域

他心中的英雄是那些“反城市”的流浪者,在抨擊現代都市的同時表露出對叢林生活的渴望。身處浪漫主義思潮中,一些建筑師開始質疑工業化模式生活的必要性。

同時期的航天專家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則曾經構想過一個直徑75米的輪環狀空間站,通過自轉產生的離心力來提供相當于地球上三分之一的重力。后期這一想法則被細化為假想中可容納一萬人居住的斯坦福圓環。

由Donald E. Davis繪制的斯坦福圓環內部

圖源:NASA

與此同時,倫敦一群建筑專業畢業生、建筑師、藝術家所組成的實驗性質小組——建筑電訊派(Archigram)也開始受到關注。這是一個未來主義色彩明確的實驗小組,反對權威與英雄主義,支持消費主義的興起,并希望在此基礎上探索未來建筑的新方向,江湖地位有點像是披頭士樂隊之于嬉皮年代。

盡管和同時期的其他建筑設計者比起來,這幫人明顯有點不太正經,不僅很少做落地項目,還“不務正業”做起期刊雜志,內容除了建筑相關,還有詩選與藝術評論。但也正因這種“不正經”,給嚴肅的建筑界帶來不同的聲音。

小組的形象代言人彼得·庫克(Peter Cook)曾有過一個大膽的想法,插件城市(Plug-In City)。在他眼里,所謂的“城市”只是一個單元聚合體——這些單元包括住宅、寫字樓、人行道、車道、配套設施等。如果可以像拼樂高一樣用插頭將這些單元連起來,就可以組成一個城市。

庫克的插件城市

圖源:Archigram Archives

這種想法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好處:造價低廉、結構自由。小組的另一成員朗·赫倫(Ron Herron),則提出了更為大膽的行走城市(The Walking City)概念。

他所構想的城市里沒有私家車,自動人行道和電梯將連接居住區、工作區、消費區與娛樂區,人行將是唯一的內部交通方式。這樣一來再也沒有超級大城市日益臃腫的疲憊,人與人之間也許會建立起更為親密的關系。

但是呢,為了讓生活更加精彩,整個城市是會帶著人行走的,有如游牧。

行走城市(The Walking City)

圖源:pinterest

新的思路

2016年,英國衛報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目前全世界30億的城市居民里,有10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未來20年里,全世界將有20多億人從鄉村搬入城市,屆時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將超過20億人。

(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oct/19/two-billion-more-people-live-cities-alejandro-aravena-habitat-3)

對于低收入人群而言,城市提供了良好的衛生環境和便利的生活設施,是滿足基本需求的高速列車;而對于中產階級來說,城市集中了就業、教育、醫療甚至娛樂資源,在這里更有可能實現社會層級的流動;同時,城市在高收入人群眼里更是創造財富的一片沃土。

從最基礎的需求到最不可名狀的欲望,在城市里一切仿佛都有了更大可能。城市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四方來客。但我們很難說這是個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歷史并沒有提供我們足夠的參考經驗,一切只能探索。

但至少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明確的。我們對于建筑的需求早已超逾居住本身,高效性、可持續性仍將會是建筑師們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然而現代建筑有一個特點:迭代速度快。小房子拆了蓋大房子,面積大了價值就會更高,一幢水泥澆筑的大樓用不了幾十年就被拆倒重建的情況不在少數,這就導致房屋變成了一個快速消費品。

那如果房屋本身就是可以“拆”和重復利用的呢?

香港中文大學建筑學院的教授朱競翔先生,是一名輕型復合建筑系統的研究者。一則視頻可以大致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

2016年的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上,他展出了自己的木構作品“斗室”。這個童趣的作品被孩子當成了游樂園,僅需三天就可搭建完成,參展之前朱競翔已經完成了20座尺寸不一的斗室。

搭建過程中的斗室

這套建筑系統的第一次亮相在汶川地震之后。那場地震使得四川廣元劍閣下寺小學被毀壞殆盡,朱競翔領導小組在原址修建了一座面積450平方米、帶有5間標準教室的小學,44天的時間做場地清理和基礎準備,僅花費了半個月時間就將房屋結構搭建完成。復合結構使得新建成的校舍能夠抵御10級地震。

在朱競翔看來,每一次的建造中當地居民的參與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輕型復合建筑系統”很重要的部分:讓更多人看到更好的可能。

在他眼中,房子不是建筑師個人英雄主義的宣言,其本質依舊只是人類活動的載體,也是人類學習自然的人工物。

而作為活動載體,房子首先應該是安全、舒適、靈活的,更應該是人人皆可負擔的。不僅如此,好的房子還應能讓活動者產生幸福感和存在感,同時不應以未來作為現世的代價。

當更多人參與其中,建筑就會“活”起來,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打開方式。這樣的“建筑”就不再只是一個空間,它可以為很多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直到今天,朱競翔的這套建筑系統也已經走了十年,但仍在不斷嘗試和突破,日臻至善。從建筑出發的前瞻探索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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