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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 李陀:手機社會的崛起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消亡

編者按:近二十年來,互聯網技術,尤其是智能手機技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經驗、知識圖景與思維方式。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的知識分子傳統、精英與大眾的關系,被這一技術革命深刻地瓦解了。文化的民主化一方面使得每個人都有了寫作、發聲的權力,另一方面也與消費主義合謀,導致文化喪失了嚴肅性與深刻性,淪為工業化生產的產品。在這樣一個時代,還有知識分子嗎?知識分子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李陀

11月9日的《北京青年報》發了一篇《文學偶像消亡史》。文章從金庸去世談起,涉及幾個人物,王朔、王小波、韓寒,談這些人怎么迅速地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原來金庸曾經那么的普及,有那么多的金迷。但是應該是進入90年代以后金庸熱開始消退。當時還有王小波,也是非常地熱,迷戀他的思想、迷戀他的小說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很快也“退場”。還有一個人是韓寒。韓寒一度有幾千萬的粉絲,不得了。當時不但年輕人,而且很多中年人也都看韓寒的東西。但是想不到韓寒今天也從人們的視野消失了。

文章還問了一名年輕網紅:你們幾個朋友湊在一起吃飯的時候討不討論問題?那個人回答說,討論什么問題,我們好朋友在一塊吃飯尊重食物,我們就是吃,另外我們坐在那兒就是看自己的手機,所以我們是非常安靜的,用不著說一句話,吃完就散。這個閱讀現象帶來的文化形態已經發生這么大的變化了,不只是金庸不再被人閱讀、王小波不被人關注,而是人們不再閱讀。

手機社會對日常生活實踐的改變

電視機的出現曾經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巨大變化,尤其是對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帶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家庭形態改變了,每個家庭都是圍繞著電視機構成的家庭生活。電視機無形中成了一個組織者,一家人都要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節目,一邊家庭生活就開始了,甚至吃飯都是在電視機旁邊吃。搞文化研究的、社會學研究的學者都對于電視機給人類生活帶來的變化有過很多論述,包括民主。

很多同學大概都沒有注意到,電視機給民主政治、給民主政治的實踐、給民主的形態也帶來很大的變化。例如,如果沒有電視機的話,里根當不上總統,他就是一個三流演員。但是電視機出現以后,人們不再是聽廣播里的人說話,而是看到一個相貌非常英俊的人在電視機里對大家講話,當時對人們的沖擊是非常大的,于是選舉形態就變了。人們就根據電視機里的形象開始投票,所以當時里根選總統跟電視機有莫大關系,這是政治實踐。

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電視機起的作用也非常大。比如說偶像崇拜從什么時候開始?在收音機的時代也有偶像崇拜,但是有了電視機以后偶像崇拜真正開始了。比如說邁克爾·杰克遜,如果沒有電視機就沒有那么大的聲譽,不會對青年人形成那么大的號召。

而到了手機社會以后,我們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包括我們的政治生活,又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不談別的,就談日常生活,有了手機以后才可能出現剛才的現象,幾個朋友吃飯不用說話,在享受美食,開頭那位被訪者的用詞是“尊重食物”,每個人看著手機。但真正尊重的是什么?是更尊重手機。手機就構成了另外一個空間,人們都在那個空間里生活。手機創造的視覺空間、網絡空間是多么開闊。我們真正的日常生活已經不那么重要,而那個網絡世界里的日常生活才是我們主要的生活。

這里面,人們對空間、時間的感受都在發生變化。時間不再是連續的,時間都是斷的。比如說不知道金庸,不知道王小波,不知道韓寒,時間已經斷裂了,就是歷史不用往遠的說,唐、宋、元、明、清,就不用說了,就近幾十年的時間已經在消亡,人們對時間沒有直接感受,人們只接受當下手機給他的時間,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空間也變了。我們可以坐在一起吃飯,但是我們其實不在一個空間里吃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這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人們可以為了某種利益或者是某種信念發生沖突,發生戰爭,會流血會死人,但都是在一個空間里發生的。然而我們現在很多人坐在一個空間里,其實所處的已經不是一個空間。所以我們現在的生活發生了什么大的變化呢?我們熟悉的時間秩序性在被破壞,我們熟悉的空間性在被破壞。

文化的民主化被消費主義所利用

從20世紀初開始,文化民主化進程越來越快。原來在19世紀的時候,文化還是有它的階級屬性的,比如教育是少數人的特權,休閑是少數人的特權,文化娛樂是少數人的特權。我們今天看作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說旅游,在19世紀旅游一定是資產階級和貴族夫人的特權,普通人是不可能旅游的。

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看19世紀的小說,或者是19世紀的歷史書籍,人那個時候旅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現在20世紀,尤其是二戰以后,旅游逐漸被民主化、平等化,人人都可以旅游。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過去受高等教育,讀博士也是上層階級的事情,可是現在讀博士的人不算什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不算什么。中學普及教育更不用提。

文化的民主化帶來了千百年來文化秩序的破壞。這個破壞,積極的一面就是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最近由于網絡世界的出現,寫作平等。在過去寫作也是少數人的事情,比如說托爾斯泰是貴族,比如卡夫卡是中產階級、富人出身。窮人直接進入寫作的很少。但是文化民主化也帶來了讓人憂心的一面,讓人不安的一面,讓人焦慮的一面。

這就是文化的民主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給抓住了、利用了。消費主義創造了消費主義文化,本來消費主義文化在19世紀就有,但是規模很小。到20世紀初也有,規模也很小,但是到二戰以后,比如說通俗小說出現,特別是好萊塢電影的出現,使得大眾文化突然得到了現代工業的支持。

在歐洲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有一個說法,叫“作家電影”。在歐洲電影導演被尊重為作家,拍一部電影跟寫小說是一樣的,這個導演像作家一樣充分地表達他個人對世界的看法,他個人對世界的態度,所以造成了歐洲電影在20世紀有幾十年的繁榮。但好萊塢不是,好萊塢是制片人的電影,是出錢人的電影,是嚴格的一個流水線造成的電影。

比如說著名的作家海明威,還有劇作家奧尼爾,到好萊塢去了以后跟好萊塢吵得一塌糊涂,后來這一輩子就罵好萊塢,因為他們以為跟好萊塢是可以寫作的,結果發現他的故事寫完以后就沒有他的事了,對白、情節、高潮是另外有人寫,劇本就是一個流水線,拍攝也是流水線。以有了好萊塢以后,文化生產就有了一個model(模型),于是文化的工業化,或者文化的被納入生產流程就迅速地普及到文化的各個領域。

最后就是文學,而且在中國近幾十年文學發展得就很快,我創造了一個詞叫“文學工業”。我們過去搞文化研究、搞電影史、搞電影批評的人都知道電影工業,現在中國開始出現了文學工業。為什么呢?就是一條龍,寫作的管寫作,編輯的管編輯,出版的管出版。小說寫作也開始像電影制作那樣被生產化。舉兩個例子說明什么呢?說明由于消費主義,由于商業化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文化和經濟的界限被打破,以前文化是文化,經濟是經濟,文化和經濟兩個領域有交接有交叉,但是有分地。

但是自從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帶來的消費主義,使得在21世紀初特別是在今天,經濟和文化已經完全混為一談,我們很難說有一個完全的文化,每一種文化現在都是商品,每一種文化都是一種經濟行為。在中國就是這么徹底,美國都沒有這么徹底。這就帶來了我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消費主義。

“手機社會”主要特征就是這種日常生活實踐的消費化,而這個日常生活實踐包括兩個層面: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我們的生活已經完全被扭曲,不知不覺的我們就掉入了消費主義里。我們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某種意義上都變得有一種非人性質,因為我們自己正在被消費所異化。

“手機社會”的知識分子在哪里?

回到我們的主題上,這帶來一個什么問題呢?帶來我們知識分子的麻煩。我們過去談知識分子,一定會有一種特殊的歷史使命感,有擔當,你才能叫知識分子。但是當文化民主化到這種程度,當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被這樣徹底改造的時候,知識分子再沒有這種優越性。知識的品格和知識分子的身份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我猜將來社會三種成分最多:一是馬化騰、馬云、王健林,我也不知道怎么命名,姑且叫超富人階級、超富豪階級;二是中產階級或叫小資產階級。

我覺得在中國叫小資產階級比較合適;三是勞動階級,不僅包括農民工,也包括在網絡上謀求生計的群體,然后他買了車、房子,年收入超過30萬,才開始勉強進入小資產階級。這三個群體將來都有知識,知識不再有什么特別的含義,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在哪里?如果說像金庸這么快就被遺忘了,王小波被馬上遺忘,韓寒也被迅速遺忘。知識分子還有什么用?知識分子還可以起什么作用?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我們過去老覺得知識會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但是在“手機社會”里人們不是靠知識來認識世界的,是靠信息來接觸世界的,系統的知識在零散的信息面前毫無優勢。這時候我看到很多知識分子現在都敗下陣來,自覺地進入“手機社會”,干脆投降。也就是說,這個“手機社會”政治改造我們所有的文化,也在改造我們知識分子本身。

另一方面是大眾。大眾,我們老是說大眾,已經說習慣了。但進入“手機社會”后,誰是大眾?文化的民主化消弭了精英與大眾的區別。當然有時候做文化研究的人可以給自己做一些辯解,比如說我剛開始看直播的時候我特別驚訝,這是什么東西啊?我給一些知識分子放的時候,他們有一些鄙夷:垃圾。尤其是看到東北的那些直播,那些網紅。但是為什么他的播放這么多?后來我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是二、三線城市和縣級城市的幾千萬乃至上億的青年在支持直播。他們在看。知識分子不看,人家在看。你覺得這東西是垃圾,但是在他們的生活里,是靠這個來打發自己空虛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頂多說那二三線城市的幾千萬人是大眾,可是我們有很多知識分子自己也在打游戲,有那么多知識分子在網上看那些偽學術,不也是大眾嗎?所以在手機社會里大眾的含義也在發生變化,上層跟下層的界限正在打破,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變化。我們原來認識世界的框架,我們原來認識的世界的知識體系,原來我們認識世界使得世界在我們面前比較穩定的、所有的那些理論和方法,現在全亂了。

知識分子的核心是反思能力

最后,我從一個新聞說起。今天我看見劉慈欣獲獎,按照韓寒被忘記的速度,劉慈欣不知道能堅持多長時間呢?希望他堅持久一點。劉慈欣剛剛得了美國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11月8號他有一個演講,他提出人類最寶貴的是想象力。我想在這兒跟劉慈欣做一點爭論,我認為不是。因為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做了很多試驗證明很多動物有某種思維能力,比如說烏鴉在水里取食的方法,把石頭扔到在碗里,水漲了以后它就可以喝到水,還有猩猩怎么用樹枝伸到蟻穴里取螞蟻吃呢?沒有起碼的思維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認為人類最根本的特征是反思。只有人能反思,其他任何生物是不可能反思的。宇宙里、地球里有那么多生命,只有人這種生命是可以反思自己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反思的。只有什么人呢?就是掌握了知識的人,不但是掌握知識的人,而且認識到知識是我們進行自我觀察、自我認識、自我批評渠道的人,才是一個有反思能力的人。

如果我們沒有知識的話,是不可能靜心深刻反思的。所以我推薦年輕的朋友讀一本書,不好看,但是我們心里咬著牙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那里有一個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賦予他一個反思的典型形象。他是一個大學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是一個典型的殺人犯。

他殺放債的老太太之前有一個想法:如果我把她的錢拿來做對人類有益的事情,是殺人重要還是獲得這筆錢我對人類做貢獻重要?他認為既然我有這么充足的道德理由,這個老太太也沒有什么用了、老了,我把她殺死,道德上我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是把她殺了以后他沒有一天靈魂的安分。書很好看,里面也有愛情故事,也不光整天反思。這個小說很典型。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有反思能力,他就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且是一個能拯救人類的人,能使得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當中被消費主義引導到走向一個泥淖、使我們在越來越糊涂、越來越不自覺的境地里有被拯救出來的這種可能性。

∣文章來源:青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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