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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經濟學:劣幣為何驅逐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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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有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之分。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大家應該都聽說過他的名作《國富論》和其名言:“我們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

古典經濟學家都持有小政府理念,主張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對經濟進行自動調節,反對政府干預。關于“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過論述:“每個人都試圖用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

對于經濟危機,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應該順其自然。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否認生產過剩的存在,提出著名的薩伊定律:“供給能夠創造本身的需求”。

然而1929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席卷全球,古典經濟學家們束手無策,主張政府干預增加總需求的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學派。凱恩斯主義指出在危機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無法自動回到均衡,而由于流動性陷阱存在,在經濟危機中貨幣政策趨于無效,所以得依靠政府財政干預刺激經濟,增加直接投資來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

為何在危機中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呢?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分析了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

就像數學是建立在公理之上,古典經濟學也是建立在兩條基本的假設之上:第一、理性人假設,或者叫做經濟人假設。市場的參與者都是理性的,以利己為動機,力圖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和獲取自身的最大的經濟利益。

第二、完全信息假設。市場上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個體(即買者和賣者)都對有關的經濟情況具有完全的信息。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人是受到情感支配的動物。在股市這一點很明顯,在牛市中貪婪,無論股票漲得多高都敢追,所以牛市不言頂;在熊市中恐懼絕望,無論股票跌倒那個價位總有人殺跌,所以熊市底下游底。經濟波動也類似,之所以出現繁榮和蕭條也跟市場參與者的不理性行為有關。在經濟大蕭條中,由于市場參與者的不理性行為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有效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用直接投資來救市,恢復市場參與者的信心。

當然,凱恩斯主義也不是沒有代價的。政府并不創造財富,直接投資的資金只能源自稅收,增稅會抑制經濟增長,對經濟會產生擠出效應。同時政府直接投資往往效率低下,花國家的錢總是沒有花自己的錢精打細算。

再說,人的非理性行為只是短期的,中長期隨著時間的流逝還是會變得理性起來的。以17世紀發生在荷蘭的郁金香泡沫為例:1636年,一株稀有品種的郁金香竟然達到了與一輛馬車、幾匹馬等值的地步。暴利讓人發狂,人們購買郁金香已經不再是為了其內在的價值或作觀賞之用,而是期望其價格能無限上漲并因此獲利——這種總是期望有人會愿意出價更高的想法,即是被稱為投資的博傻理論。1637年,郁金香的價格已經漲到了駭人聽聞的水平。與上一年相比,郁金香總漲幅高達5900%!1637年2月,一株名為“永遠的奧古斯都”的郁金香售價高達6700荷蘭盾,這筆錢足以買下阿姆斯特丹運河邊的一幢豪宅,而當時荷蘭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蘭盾。然而,人總是會恢復理性的,當人們意識到這種投機并不創造財富,而只是轉移財富時,總有人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郁金香泡沫就破滅了。

由于賣方突然大量拋售導致郁金香市場在1637年2月4日突然崩潰。一夜之間,郁金香球莖的價格一瀉千里。一個星期后,郁金香的價格已平均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的品種甚至不如一顆洋蔥的售價。

經濟大蕭條也與之類似,但人們逐漸從恐懼和絕望中恢復理性,開始進行投資和消費活動,社會總需求就會回升,蕭條也就結束了。古典經濟學家說得也沒錯,在中長期經濟會自動恢復的。例如,在短期,通貨膨脹和失業存在一種交替關系,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高,表示這種替代關系的曲線被稱之為菲利普斯曲線。所以,在短期可以通過提高通貨膨脹來降低失業率。

但是在長期這種替代關系并不存在,提高通脹并不能降低失業率,只會出現通脹和失業率雙雙增高的“滯漲”現象。

原因是在長期而言人是有理性預期的。短期內,通貨膨脹導致名義工資上漲,人會產生一種收入提高的錯覺,因此增加消費,總需求增加,經濟繁榮失業率下降。然而在長期人形成了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認識到自己的實際收入并沒有增加,通貨膨脹對經濟的刺激效應趨于無效。

古典經濟學家曾經跟凱恩斯論戰,力圖證明凱恩斯主義長期而言是無效的,凱恩斯說了一句名言:在長期,我們都死了。

所以,凱恩斯主義只能是短期應對經濟危機的急救手段和措施,長期使用會造成“滯漲”的惡果。

2

現代經濟學跟古典經濟學并不是相悖的,而是對古典經濟學的一種深化和補充。就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并不是對牛頓力學的否定一樣,而是應用的范圍不同。

凱恩斯主義深化了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一:在短期,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由此會導致在經濟危機中的總需求不足。凱恩斯主義是從宏觀方面來討論人的非理性行為對于經濟的影響,而近年來大火、三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2013、2017)的行為經濟學流派更注重跟心理學結合從微觀方面解釋個人的“非理性”行為和決策。

現代經濟學另一大流派信息經濟學則深化了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二:市場上的參與者并不具備對于有關經濟情況的完全信息。

我們在市場上購買物品,如果按照古典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我們會搜尋整個市場,獲得一個性價比最好的產品;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并不具備有完全的信息,只能在市場中進行比較,貨比三家,獲得性價比較好的產品。由于獲得信息也需要時間和其他代價,所以通常不會有人有功夫對整個市場的產品進行比較,而是找到一家相對而言性價比最高的產品,就會進行購物。

現代的信息經濟學起源于上世紀50年代,在70-80年代達到高峰。最早進行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有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和日本經濟學家宮澤健一等。信息經濟學主要研究不對稱對市場的影響,200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了三位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史賓斯,就是為了表彰他們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在“使用不對稱信息進行市場分析”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市場上主體的信息不對稱會造成“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劣幣驅逐良幣就是“逆向選擇”的一種。在紙幣出現前,市面上流通的是金銀實物貨幣。如果存在兩種金幣,一種含金量高,一種含含金量低,流通一段時間后,市面上出現的全是含金量低的劣幣,良幣被大家收藏起來退出流通了。

在一個單位里,也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近期一些互聯網公司聲稱要淘汰“小白兔式員工”,留下“獵犬式員工”,就是要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在一家公司里,由于信息不對稱,主管并不十分清楚下屬的能力,而每個人對自己有幾斤幾兩很清楚(少數沒有自知之明的年輕人不在此列),結果就是有能力的人都跳槽到更好的公司獲得更高的收入去了,留下來的都是一些能力不足的小白兔式員工。這種現象在體制內尤為嚴重,因為體制內一是吃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二是主管沒有壓力和動力和權力去淘汰小白兔式員工。

舊車市場也是一個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舊車市場也被稱作“檸檬市場”,因為“檸檬”在英文中有“次品”、“劣質品”之意。

舊車市場上,買者和賣者有關汽車質量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里面的車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都差不多,但質量有很大差別。賣主對自己的車的質量了解得很清楚,而買主則沒法知道。假設汽車的質量由好到壞分布比較均勻,質量最好的車價格為50萬元,買方會愿意出多少錢買一輛他不清楚質量的車呢?最正常的出價是25萬元。很明顯,如此一來,價格在25萬元以上的“好車”的主人將不再在這個市場上出售他的車了。于是便進入惡性循環,當買車的人發現有一半的車退出市場后,他們就會判斷剩下的都是中等質量以下的車了,于是,買方的出價就會降到15萬,車主對此的反應是再次將質量高于15萬元的車退出市場。以此類推,市場上好車的數量將越來越少,最終導致二手車市場上能夠成交的都是質量最差的次品汽車。這就是舊車市場被稱為“檸檬市場”的緣由。

道德風險則是指在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市場交易一方參與人不能觀察另一方的行動或當觀察(監督)成本太高時,一方行為的變化導致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損害。

道德風險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保險市場。在保險前后,投保人的行為會發生變化。還是以汽車為例,沒有投保盜搶險前,投保人對待汽車小心翼翼,把它停放在車庫或者院子里,避免被盜走;而投保后,投保人不在在乎汽車是否被盜,把汽車停在廣場等高風險場所,被盜搶幾率大幅度增加。保險公司依據投保人最初行為確定的保費將會導致虧損,將不得不提高保費,這又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最終使得保險市場淪為一個“檸檬市場”。

在國企和大的上市公司之間,由于委托——代理機制,所有者和管理層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同樣會導致管理層出現道德風險為自身謀私利。而國企由于產權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名義上的所有者甚至跟管理層共謀獲得私利,道德風險現象尤為嚴重。

而且由于國家對于國企的“父愛主義”,國企在市場上受到照顧且難以破產,也會產生道德風險導致企業效率下降。

如何破解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呢?主要措施有建立誠信體系、信息公開透明,把行為人的利益和行為捆綁,例如上市公司通過管理層持股和員工持股來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風險,保險公司要求投保人負擔部分損失,保險期內出保越多的投保人再次投保提高保費等等。

解鈴還須系鈴人,破解信息不對稱,一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發揮信息的“信號”作用。為何大公司招聘都喜歡招收“985”、“211”高校畢業生?這是因為名校畢業起到一個信號的作用,可以看做是能力的證明。市場上琳瑯滿目的品牌同樣是一種“信號”,一種質量的保證,節省了我們搜尋市場的成本費用。同樣,在職場上職業履歷也起到一種“信號”的作用,一位履歷良好的求職者經常能夠找尋到好的工作,而有污點的履歷往往會被拒絕。

在一個市場上一旦“信號”系統被破壞,則會造成嚴重后果。大幅度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市場的效率。例如在中國的奶粉市場上,由于之前對市場監管不嚴,導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消費者不再信任國產奶粉,導致國產奶粉賣不出去,奶農虧本宰殺奶牛,而消費者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從海外代購奶粉,形成了一種“多輸”的局面,這就是市場“信號”失靈的惡果。

所以西方發達國家,對于生產廠家隱瞞產品質量問題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問題懲罰相當重,常常開出巨額罰款,負責人被處以重刑,參與者被市場終身禁入,就是為了維護“信號”系統不至于失真,導致市場陷入“檸檬市場”。

3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信號的失真會造成巨大的災難性的后果。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學家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展開了一場大論戰,論戰的一方是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他大名鼎鼎的學生哈耶克——他的名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大概是每個自詡為自由主義者必讀的圣經;另一方則是支持計劃經濟,認為計劃經濟能夠糾正“市場失靈”,支持者主要有美國經濟學家泰勒和旅美的波蘭波蘭經濟學家蘭格。

1920年,米塞斯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濟計算》的論文,論證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不可能進行合理的經濟計算,無法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計劃經濟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哈耶克進一步指出,“市場社會主義”者企圖通過建立完全受政府計劃控制的國有企業,來減少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的努力,也注定是要歸于失敗的。因為沒有“經濟概念”的政府計劃,取代了“市場激勵”對于資源的調配作用。當一種產品的價格主要是通過政府意志的決定,而不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時候,這些產品的供應者為什么要去考慮消費者的情緒和嗜好呢?

而蘭格則堅持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場激勵的核心部分——競爭和價格體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而且市場本身也具有極大的不平等性。由于市場本身的失靈,扭曲的市場經濟原則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義經濟學者們所說的那樣引導資源實現自發的有效配置。因為競爭是不完全的,因此形成的經濟激勵和配置資源的價格信號本身也是不真實的。

市場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們相信,造成這種糟糕局面的原因在于市場本身的盲目性。因此得找一只“看得見的手”去從根本上解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不治之癥。辦法是讓這只“看得見得手”裝成“看不見的手”——計劃經濟模擬市場。也就是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

但是市場上的產品有千千萬萬,要通過計劃來模擬市場,需要的運算將是天文數字般的計算量,根本無法求出最優解,也就是無法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也就是米塞斯抨擊計劃經濟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是正確的。

然而蘭格并不認輸,在上世紀50年代回到波蘭后,認為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當初天文數字般的計算,以后能夠不廢吹灰之力解決,依靠大型計算機的運算,計劃經濟能夠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由于蘭格的分析,往往把個人、企業簡單地看成是追求單一目標極大化利益的原子,可以通過某種手段而控制,對計算機等現代工具寄予了許多理想色彩,因此被人稱之為“計算機烏托邦”。

無獨有偶,國內知名企業家杰克.馬也認為大數據、云計算使得計劃經濟在未來將變得可行。

隨著技術的發展,計劃經濟真得可行嗎?米塞斯和蘭格僅僅考慮了生產端的資源最優配置,而沒有像哈耶克一般考慮到計劃經濟導致的信號扭曲和失真。

在市場經濟中,價格并不僅僅是價值的表現,還起著一種“信號”的作用。例如,在市場上我們可以某種產品的價格急劇上漲,我們就知道該種產品短缺,同時市場上也會有生產廠商加班加點生產,滿足需求。

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在生產端還是需求端,價格的信號作用都被扭曲失真了。生產端是根據國家的計劃生產,對價格的信號作用并不敏感;而需求方面沒有價格作為信號,也無法分辨出真實的需求。結果就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真正需要的吃不到,大量的資源被浪費。

如埃及為了穩定物價對糧食進行補貼,主要是提供面包。埃及政府收購和進口的軟麥被用來生產一種名為巴拉迪的面包,然后再以低價向市場銷售,該面包從1980年起售價一直都是1皮阿斯特(約等于1.43美分)。由于每個人都以獲得補給卡購買廉價面包(無補貼的面包價格是10倍以上),致使大量的面包被浪費,一些人甚至用面包來擦屁股。而國家每年要花費40-50億美元在食物補貼上,財政負擔沉重。

最近國內許多單位開辦食堂,由于免費不要錢或者價格相當低廉,食物同樣浪費嚴重,這些都是價格信號被扭曲帶來的嚴重后果。所以,考慮到信息失真問題,計劃永遠都無法取代市場。

4

信息失真、信號扭曲甚至會造成大饑荒。在小農經濟時代,由于人口內卷化和交通不便利,大饑荒是常態。在中國古代史書上,由于糧食歉收造成的大饑荒、人相食的現象一直存在,哪怕是在所謂的“康乾盛世”。而由于道路交通問題,從外地運糧也不可行。如明末西北大饑荒,但從南方等豐收地區運糧去西北,道路損耗和人吃馬嚼,耗時數月最后到達災區的糧食不足一成,無法緩解饑荒。所以這是一種生產力低下、人口過剩導致的糧食絕對缺乏所形成的大饑荒,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能想的辦法不多。

但是工業革命之后,隨著科技的發展糧食產量突飛猛進,道路和交通運輸也有了質的改善,全球各地的糧食可以互相調劑余缺,并不存在糧食的絕對缺乏,然而,20世紀以來大饑荒依然時有發生,這是為何呢?

印度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對此進行了研究,他在1981年的《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一書中向饑荒成因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這種觀點認為造成饑荒最重要的原因無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發生在旱災或洪澇災害之后。通過對1940年以來發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貧窮國家和地區數起災荒的實證研究,他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簡單。例如1974年孟加拉國饑荒,就是由于當年該國發生水災引起食物價格飛漲,農業工人的就業機會急劇減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們無力購買糧食,從而陷入饑餓境地造成的。

既然現代饑荒屬于人禍,那么它就能夠避免。饑荒出現的時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積極發揮職能的時候。由于饑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窮人,政府便可通過適當的就業方案,如實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窮人的收入,使他們有能力購買食物,同時嚴格平抑物價,使之保持穩定,從而防止饑民產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貧窮的國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當的干預措施,也能順利渡過嚴重的水旱災荒,1973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韋和博茨瓦納,都是例子。是否發生大饑荒跟信息能否自由傳播,受難者能否發出聲音被關注有著很大的關系。

印度的最后一次饑荒發生在1943年,而自1947年獨立,有了新聞自由、信息能夠不受限制地傳播之后,就再也沒有發生過大饑荒。

現代大饑荒的發生,并非糧食的缺乏,其實都是信息的失真、扭曲或者政府沒有對信號做出反應所造成的。我國60年代的大饑荒也是如此,雖然說是“三年自然災害”,但是實際上三年時間風調雨順,糧食是豐收甚至還出口,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浮夸風”造成的信息扭曲、信號失真。

解決之道其實并不難,還是信息公開透明,保護信息的傳播不被扭曲,鼓勵大家說真話。就像賈導演回應某評論員認為他的新片“負能量”時所說的那樣:說真話才是最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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